书写是我们保存记忆的方式之一。历史浮浮沉沉，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所谓"历史真相"，已经不知道被文字演绎过多少回。真真假假，总得有人来铭记。
索尔·贝娄说："生命在于记忆。"记忆是每个人自我意识的灵魂，如果个体没有记忆，生命便没有意义，如果民族没有集体记忆，那么何谈团结和繁荣。
《魔鬼作坊》是捷克作家托波尔的第五部小说。作为战后社会活动家之一的托波尔，致力于追寻历史记忆，处女作《姐妹》在1994年曾引起巨大反响，因而被视作90年代东欧文学转型期的"历变小说"的代表。托波尔写记忆，是有意识的，虽然他写的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小部分，然而这却是一部分持久地改变了许多人一生的记忆。
雷波是泰雷津镇复兴运动柯米尼亚斯公社的领导人，他生于被囚禁的监狱里，对泰雷津镇的一切都满怀激情。除了雷波，还有"我"的父母亲、叔叔婶婶们，还有后来来到镇上的撒拉和莉娅，我们都带着曾经的创伤记忆，承受着心理高压活着。
所以，他们想要成立一个社团，为受过创伤的人和他们的后代提供帮助。他们联系外界，募集资金，从布拉格购买物资，在泰雷津的中心广场设摊售卖物品、吃食，以吸引游客。他们为受过创伤的人提供演讲和心理咨询，雷波就像"布道者"，每晚都要进行演讲。演讲是记忆的方式之一，跟书写的作用是一样的，只不过演讲出来的记忆与文字讲述会有差异。但是面对这样一个灵魂式的领导，是受过伤害的人最大的心灵安慰。
图/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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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雷津一边想要保存历史，而官方的、正规的纪念馆对民众真正的需求却熟视无睹，随着越来越多想要回到祖籍地寻找精神解脱的人到来，一场复兴运动应运而生。"囚铺探寻者"们的到来，就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追寻记忆的活动。他们用文字描述自己如何寻找治疗创伤和精神困境的方法，想要和同龄人一样幸福生活却不得不面对记忆里的阴森恐怖往事。他们通过触摸遗留的废墟、瞻仰残垣，来获得内心的片刻宁静。
"我"从泰雷津逃到布拉格，再到明斯克，听说了哈藤村悲惨的过往，看到了处于被遗忘边缘的人们，苦苦挣扎在保存记忆的行动中。
阿力克斯在斥责人们只记得波兰的卡廷森林惨案，却没有人记得哈藤村，没有人记得那里曾被屠杀了三十万人。他说："我想保存这个国家的记忆。如果我们丧失了过去，我们就丧失了未来。"如果没有了历史记忆，没有民族记忆，那么我们存在的意义也将不复存在。这是残酷的事实，不可否认。
不管是记忆的书写，还是记忆的口头流传，都是对抗遗忘的方式。人类的记忆虽然比其他生物要深刻，但时间在推进，人脑依然会老化。文字的记忆，物品的记忆，也许比口口相传的记忆靠谱得多。所以，托波尔（包括许多像他一样进行记忆书写的作者）执着于历史记忆的书写，是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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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泰雷津，位于布拉格郊外，这个地理位置，是无法从地图上抹去的，它曾经所受的创伤，也无法从历史事实中抹去。那里的人，所想的不过是将那些可见的伤害保留下来，可无情的推土机和大火，摧毁了一切。这场运动的失败，更是记忆保存的失败。
哈藤村的博物馆里，陈列的人和故事，就是一个个受害者和他们的记忆。那是"明斯克的记忆"，人成了展品，因为人本身就是最好的见证。他们所受的创伤，印刻在他们的脸上、手上、身上。
托波尔也是残忍地，他把这样血淋淋的历史记忆剥开，摊在读者面前，冷静地、略带温和地告诉你：看吧，这就是东欧的曾经。这就是我们残酷的记忆。
历史记忆要被解构，才能真正地重构，重构的过程，是追溯、教育和反思的过程。历史的意义，记忆的意义，是不断地被提起，被唤醒，被解构，然后才为后世之人提供人生经验，以及为时代的进步和发展时刻敲响警钟。
这大概就是历史记忆书写的路径和意义，不被遗忘的记忆，潜藏在历史、文学之中，传达至每一个读者的认知里，反思，回馈，曾经的记忆便也不枉被重新演绎。这或许也是雅辛·托波尔（以及类似作家）的写作意义。
文/当归 2019/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