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联盛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主任
平台经济并非新鲜事物，但是，大型互联网平台为何能够实现传统平台难以企及的网络效应、极端规模经济以及再中介等功能，这是学术界和政策界重要的研究议题。本文立足平台经济与双边市场理论，着重分析大型互联网平台依托新型技术应用的特殊市场行为和竞争策略，进而讨论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垄断机制、数据垄断以及相关的市场支配地位滥用等问题，以期为金融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完善提供理论支持。
本文为作者基于“大型金融科技平台的监管”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撰写的笔谈文章，已发表于《金融评论》2021年第3期。
平台经济与双边市场
平台是将不同用户聚集在一起并作为用户交互活动发生的中介，也是较为典型的双边市场，其一边是用户组成的需求端，另一边是为用户提供服务的供给端，而平台自身具有需求和供给的链接功能，并主要通过信息或相关基础设施实现供求双方的匹配。平台经济是以平台作为载体、以双边市场作为支撑、实现双边或多边主体供求匹配的资源配置模式。随着多要素融合发展，特别是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平台经济演进成为一种依托平台、基于数字化进行的双边或多边主体的资源配置模式，是一种有别于单边市场的资源配置新范式。
平台和平台经济的基础市场属性是双边市场。双边市场是一个交易双方依托平台相互决定需求与价格的市场体系，服务供给方和服务需求方具有内在的相互决定性，同时平台在双方供求上发挥了基础性的链接功能和匹配功能。早期的研究将平台作为双边市场的代名词(Rochet and Tirole，2003)。双边市场通过适当地从各方收取费用使双边主体保留在平台上并进行供求匹配，一边用户的收益取决于加入平台的另一边用户的数量。双边市场的存在需要三个基础条件(Evans，2007)：一是存在需求和供给可相互匹配的双边主体或多边主体，二是一边主体可以从另一边主体的需求或供给中受益，三是存在平台机构及其相关机制能有效匹配需求和供给。双边市场存在需求驱动供给和供给创造需求的双向相互决定的特殊性。
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特殊性
实际上，平台及平台经济并非是新鲜事物。证券交易所就是典型的平台，其所支撑的供求匹配机制就是典型的平台经济，但是，此前的平台及平台经济鲜有引发政策界、实业界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其市场竞争和垄断问题的争议也较少。而当前，大型互联网平台及其发展则引发了极其广泛的关注与争论，尤其是其市场行为、垄断和数据权益等成为国际社会重点关切的监管议题。例如，2020年10月6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正式颁布《数字市场竞争调查报告》，强调对包括大型互联网平台在内的数字服务和数字市场竞争的法治规范。2020年12月底，欧盟出台了《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草案)，对大型互联网平台进行了重点规制。在我国，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大型互联网平台之所以引发重大关注，是因为大型互联网平台具有与传统平台显著的差异性。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互联网平台在国内外蓬勃发展，大型互联网平台逐步构建起有别于传统组织理论的双边市场体系，逐步形成自我强化和自我循环的平台生态圈。美国众议院反垄断调查报告《数字市场竞争的调查》强调了数字市场具有独特的网络效应、转换成本、数据自我强化优势以及规模收益递增等独特性，容易造成赢者通吃的经济结果(U．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2020)。这可能带来社会福利的增进，但同时也可能是市场结构特别是竞争扭曲的基础。
一般地，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特殊性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互联网技术创新使得大型互联网平台能突破传统机构以及传统平台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形成开放式、跨行业、跨市场甚至跨国境的产品与服务体系，为双边市场的集聚效应提供技术支撑。互联网技术使得平台能够链接此前相互隔离的细分市场。其次，大型互联网平台具有多重网络效应，基于直接网络效应、间接网络效应和跨边网络效应，一旦平台双边或多边用户数量越过“倾覆点”后就非常容易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平台成本的上升比例可低于平台用户的上升比例甚至能突破边际成本递增约束，最终形成极端规模效应。再次，大型互联网平台具有去中介化同时再中介化的功能，能链接双边或多边主体。由于这一过程中主体数量越大越有利于双边市场功能的发挥以及提高双边主体的效费比，互联网平台的大型化可能具有对所有主体都形成效益边际改善的内在支撑。最后，大型互联网平台具有扎实的数据支撑，数据资产一定程度上成为物理资产的替代品，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大型互联网平台实践的是一个数据驱动的业务发展和市场竞争模式。
资料来源:European Commission(2019)、U.S.Hous of Representatives(2020)及作者整理。
在位平台可能利用较高的市场份额、较强的市场地位或数据资产占有来影响市场竞争、实施差异化定价并进行利益再分配，最终可能破坏公平竞争并导致用户利益受损。五是预防性收购。预防性收购是在位平台消灭实际或潜在竞争对手的基本方式。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大型互联网平台通过大量收购使得实际或潜在竞争对手的核心产品被关闭或搁置，这种市场行为被称为“杀手级收购”，这对于市场竞争和创新无疑是重大的破坏。
数据滥用成为大型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核心内容
数据收集与滥用是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特别是数据反垄断的核心监管对象。数据外部性使得平台获取个人数据的成本远低于数据的价值本身，平台为消费者提供诸多免费服务的同时占据了大量的消费者数据，而持续积累的数据资产的经济价值则是巨大的。数据收集和数据资产使用使得平台的获益远远大于消费者的获益，而消费者信息和隐私保护的成本则经常被“免费”服务所“低估”。大型互联网平台能够形成市场支配地位甚至形成垄断，主要根源于其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数据积累具有“护城河效应”，为在位平台带来规模收益递增且给竞争者带来市场进入壁垒。这种效应主要在于数据长期收集以及对数据资产的有效把控。美国国会将大型互联网平台维系网络效应同时侵犯用户数据权利和隐私权利的能力“等价于”垄断者提高产品价格或降低产品质量的能力(U．S．House of Ｒepresentatives， 2020)，即将消费者数据及隐私权益保护与反垄断紧密关联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滥用并非全部都在垄断条件下发生，互联网平台数据滥用具有普遍性。数据滥用是大型互联网平台运营中的重大数据风险，其中，强制授权、过度索权、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违规违法使用个人敏感信息获益以及数据泄露等情况尤为突出。数据滥用的根源在于数据资产权利和数据相关方权责的界定不清晰。由于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网络化、开放性和跨边交互性等以及消费者多宿性等特征，大型互联网平台的数据滥用和数据隐私问题更为复杂，涉及到数据初始所有者或来源者、数据收集者、数据控制者、数据使用者和数据监管者等多个主体相互交织的责权利问题。
平台经济是依托双边市场理论而构建的一种双边市场主体数量和价值相互决定的资源配置新范式，但是，平台经济并非新鲜事物。大型互联网平台作为新型或互联网化的平台机构与传统平台经济具有差异性，其开放性引致集聚效应、多重网络效应导致极端规模经济、去中介同时再中介、以及数据资产占有与使用等特性使得大型互联网平台能形成一个自我循环和强化的生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互联网平台的市场竞争具有动态的迭代性，以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市场创新进行主导权竞争，多采用替代性竞争策略，而在位平台则致力于构建日益高企的准入门槛和用户“阈值”；大型互联网平台立足双边市场属性与结构，大多使用非对称定价方式来构建和维系双边市场，并基于数据驱动来实施差异定价获得双边主体剩余价值。但是，由于大型互联网平台具有盈利机构和基础设施提供商双重角色，具有平台服务供给者和平台市场监管者双重职能，因此较容易获得市场支配地位，并可能走向垄断。大型互联网平台对市场竞争的破坏甚至垄断具有一定的内生性，同时，更多的情形是来自于平台自身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而数据滥用和数据垄断则是大型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和治理优化的核心环节。
大型互联网平台双边市场属性及其特殊性使得其监管必要性、监管复杂性和监管有效性的权衡更为困难。一是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监管是必要的，这种双边甚至多边市场属性使得其内外关联性较强，需要从系统重要性高度来强化此类平台的监管。二是大型互联网平台资源配置的创新性应得到鼓励和支持，也需要从产业或国家竞争力的高度来认识其未来的发展。三是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监管需要从其市场行为、定价策略和双重属性与双重职能等角度切入，准确界定相关市场、明晰市场支配地位或垄断的评价标准并有效评估平台市场行为的竞争影响，维持市场公平竞争。四是强化大型互联网平台市场支配滥用或垄断行为监管，着重强化数据垄断监管，重点防范数据滥用、过度采集信息、隐私侵权以及数据泄露等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设立于2005年，原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实验室”。这是中国第一个兼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国家级金融智库。2015年6月，在吸收社科院若干其他新型智库型研究机构的基础上，更名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015年11月，被中国政府批准为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之一。
本公众号独家文章未经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摘编。如若转载，请联系我们，并注明来源，文章标题文字和内文文字（包含文末责任编辑）禁止二改！否则一经发现，将追究相关责任，谢谢理解和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