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新的去中心化网络的基础被奠定，60年代末第一批电脑联网已经实现，漫长而动荡的互联网历史就开始了。
作为ARPA-IPTO的负责人，约瑟夫·利克莱德对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动力。在他之后，计算机科学家罗伯特·泰勒和拉里·罗伯茨开始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获得了多个研究实验室的支持和资助，以构建电脑间的通信网络。这一通信网络逐渐扩大。它延伸出新的节点，并开始变得国际化。在那个时期，工程师、计算机科学家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讨论十分密切，目的是根据伦纳德·克莱因洛克、保罗·巴兰和唐纳德·戴维斯的最初设想，制定统一的通信协议。
然而，使计算机能真正实现通信的协议在20世纪70年代末时才出现，计算机通信协议TCP/IP直到1983年才得以确立。尽管温顿·瑟夫和罗伯特·卡恩是计算机通信协议的主要设计师，但是，如前所述，计算机通信协议的确立是集体工作的结晶，凝聚了许多其他参与者的智慧。把计算机通信协议最终确立下来的是第1122号《征求意见稿》（RFC1122）。类似“数字世界中的一切都来得太快”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人们花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起草了数不清的《征求意见稿》，才使去中心化通信网络的想法成为现实。
在互联网的传奇历史中，最早的网络社群是20世纪70年代初反主流文化社群的延伸，其中一个社群以斯图尔特·布兰德《完整地球目录》的在线版本“电子连接”（别称The Well）命名。The Well是1985年由布兰德和曾是“养猪场”成员的拉里·布里连特（Larry Brilliant）创建的，“养猪场”的成员们认为他们是一群“思想上的裸体主义者”。The Well是一个讨论计算机的论坛，这个论坛最初围绕《完整地球目录》的内容组织活动。记者、电脑开发者、社会活动家、艺术家和各类怪人在这个活泼、喧闹和富有想象力的微小空间聚会。从那时起，互联网有了用户。
最后发生了什么呢？20世纪70年代那些反主流文化的社群对个人微型计算机的产生起了决定性的助推作用。然而，他们在争吵、逃避和拉帮结伙的影响下，很快就失去了动力。众望所归的个人解放并没有发生。在大多数社群中，性别主义、家长制、不平等和富有魅惑作用的权威重新出现。许多嬉皮士带着痛苦的挫败感回家了。
“虚拟社群”这个词也是伴随着The Well而出现的。利克莱德和泰勒等互联网先驱在他们的某些著作中已经开始使用“虚拟社群”这个词，但它最终在1987年被人们熟知，则要归功于一个堪称“万事通”的嬉皮士记者霍华德·莱因戈尔德（Howard Rhein-gold）。基于他自己在The Well社群中的经验，他使用了“虚拟社群”这个词。这个词非常成功，以至于该社群的相关词汇继续渗透到有关互联网政治文化的讨论中。
其次，虚拟社群被认为是一种对世界的完全开放，它颠覆了社会和文化造成的隔阂。互联网先驱们认为，如果现实和虚拟必须被分开，那么正是为了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网民们可以在虚拟世界中改变他们的性别、年龄或国籍，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身份。虚拟边界被看作重组社会世界，使其更完整、更开放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愿景仍是乌托邦式的，因为在现实中，The Well社群的参与者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上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似性。他们是白人，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受过教育，且绝大多数是男性。他们有相同的文化价值观、相同的成长史。他们经常一起体验社区生活，尽管这并不妨碍他们鼓励探究未知事物，隐藏个人社会地位，以在网络世界中转变身份为乐。他们梦想着拥有一个非典型的、去地域化的、开放的社区。这正是联网计算机为他们提供的体验。事后看来，这些美好愿望与社群参与者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上的相似性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个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当时新生的信息和通信社会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盲目性，特别是当这个新生的社会宣称它将废除文化和社会资源不平等分配所产生的影响时。在现实中，人们很快就会发现，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界线并不那么牢不可破，互联网用户之间的社会和文化资源的不平等也存在于网络空间。
互联网先驱留下的政治教训
1996年2月8日这天，约翰·佩里·巴洛在达沃斯发表演讲，他的演讲同被载入史册的宪法一样重要。这篇题为“网络空间独立宣言”的演讲让人不禁联想到西方征服者的姿态。巴洛是互联网历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是加利福尼亚州著名摇滚乐队“感恩死亡”的作词人。20世纪70年代初他曾生活在嬉皮士社群，是The Well社群的积极成员，创立了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EFF），该基金会以捍卫网民自由为己任，直到今天依然在美国社会中保卫互联网先驱们的价值观。2018年2月，当巴洛去世时，许多评论家感慨万千，他们意识到，互联网历史中旧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新的时代被斯诺登事件、脸书的集中垄断、算法管理和市场合理化等新现象填满。
巴洛的意图十分明确：他要求人们不要妄想对这个新的、非物质的空间强加规则，因为这些规则对这个空间而言并不适用。他坚持认为数字世界自己发明了自己，尽管他这么说表明他有些健忘。当时，为保护知识产权、打击网络盗版，美国国会正准备干预网络，而巴洛不希望网络被市场和国家的烦琐规定约束。之后，我们将解释这种对数字世界激进的、脱离实际的想法有哪些幼稚和错误的地方：这种想法认为数字世界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是一个虚拟的流放地。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催生了这个乌托邦式想法的政治计划，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互联网先驱们的遗产。这个政治计划可以被概括为五点：
2、然而，这种个人主义不应该被理解为自我封闭，它并非一种个人的自私行为。相反，互联网重视社群，重视交流，人们可以自行选择社群，而不是将自己封闭在家庭、工作、政党或宗教等象征个人归属或社会地位的圈子里。通过随意变更自己的身份、使用与自己的性格或多或少吻合的头像，人们可以与现实生活拉开一段距离。在匿名化的掩盖下，人们可以释放自己的表达能力，不必总是扮演社会指定的角色，可以更自由地选择自己希望加入的社区。今天备受谴责的网络匿名在当时被互联网先驱们视为解放的工具。
4、虽然互联网先驱们对国家和政治机构存在不信任和敌意，但他们对市场的不信任要少得多，他们后来的发展历程证实了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文化和市场经济的价值观走到了一起：这种意外的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今天的GAFA（它是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四大巨头的缩写，有时在包括微软的情况下扩展为GAFAM）和平台经济［优步（Uber）、Airbnb等］是这种新资本主义形式的典型代表。许多互联网先驱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毫不犹豫地创建了公司，其中一些人在经济问题上的立场十分自由。例如斯图尔特·布兰德和埃丝特·戴森（Esther Dyson）支持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去监管政策。数字文化在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市场之间不断摇摆，这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硅谷一些大亨仍表现出明显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互联网先驱们的价值观培育了硅谷的特有精神，它将创造力、技术和创业精神融合在一起。尽管遍布美国各地的多所大学都对互联网的发明做出了贡献，但这种创新性集中汇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那就是连接旧金山和圣何塞的70公里长的埃尔卡米诺高速公路。美国记者唐·赫夫勒（Don Hoefler）在其197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把这个地方称为“硅谷”。当时，旧金山地区已经是广播、航空和计算机技术等许多工业企业的所在地。正是在这里，成立于1957年的仙童半导体公司发明了微处理器（硅是其原材料之一），该公司于1968年改名为英特尔公司。硅谷独特生态系统的形成得益于斯坦福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这两所大学是硅谷的心脏，在硅谷生态圈中，科研、创业和鼓励创新的风险资本系统之间彼此高度渗透。从那以后，世界上的许多大都市都试图创建自己的“谷”，希望在其中复制这种建立在新技术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并没有取得同样的成功。
这正是反主流文化在孕育硅谷商业模式方面所做的贡献，它也许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体在生产、组织管理和社会生活转型方面的最先进的例子。硅谷初创企业迅速把经济成功与“酷炫”和“个人自主性”等概念联结在一起。公司的等级制度被削弱，给予员工更多的独立性和表达个人创造力的自由。创造力被看成一种认知资本，成为价值生产的来源。工作不再被视为一种由外部强加的、以获取工资为目的的约束，而是成为一种内在动力，成为人的兴趣。生活不再是无聊的日常，人们把生活梦想成集体的、能使人实现自身价值的计划。社会鼓励公民表达和展示自己，以显示他们的独特性，而不是主张低调。
每年8月底在内华达州黑岩沙漠举行的“火人节”，很长时间以来一直不被关注，它低调得就像加利福尼亚州嬉皮士文化彗星的尾巴。如今，尽管它广为人知，但它仍然是象征着反主流文化、创造力和数字创新交融的一个符号。大量年轻的硅谷高管出现在火人节，引人注目。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仍然经常光顾火人节，尽管他们住在一个有空调的帐篷里。火人节也是数字乌托邦的象征，是加利福尼亚州高科技公司的员工发泄的地方：他们施展创造性，他们重塑社会关系，他们沉浸在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奇境中，在离开之前，他们将自己的作品烧毁。这种矛盾性是数字文化的典型特征：既富有创造性又充满商业气息，既是小社群的又是全球性的，既有强烈的表现力又带点卖弄色彩，既是开放的又是不平等的。这表明互联网先驱们不仅留下了关于网络的乌托邦世界，而且遗留下一系列自相矛盾的东西。当互联网这个最初只有少数人使用的工具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规模庞大的网络时，这些自相矛盾的东西就公开表现了出来。
来源：多米尼克·卡尔东 著；马爱芳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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